新华社上海7月18日新媒体专电（记者 郭敬丹）记者第一次见到李方霞，是在上海。那时，她作为留守儿童的代表来上海过“六一”儿童节。暑期伊始，记者前往贵州省遵义市正安县找到了李方霞，在她生活的地方，体会了不同于“上海儿童”的日常和内心。在空间距离被“拉长”许多的家，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心理联结怎样紧密，孩子的成长如何更有力量，还需要全社会的重视和努力。

　　山坡上的家：留守儿童照看“留守宝宝”

　　李方霞今年10岁，是正安县和溪镇双龙村的一名留守儿童。家里人不少，用李方霞的话说，“全部坐起来的话有一桌子。”但平日里，桌上只见得到孩子和老人。李方霞的爸爸、哥哥、嫂子都在外打工，妈妈也曾一同在外多年，现在回到了老家，照顾家中年迈的婆婆、年幼的女儿和孙子孙女。

　　今年六一，中国福利会邀请正安县的几名留守儿童到上海过儿童节，在中福会少年宫的舞台上，孩子们收获了在舞台上和父母相见的“惊喜礼物”。看到突然出现在自己身后的爸爸，李方霞几乎是瞬间就拽起袖口去抹眼泪。

　　记者又一次见到李方霞时，她正在学校参加正安县统一的期末考试，科目是语文。教室窗边的位子上，李芳霞头戴粉色发卡，身上是那件她去上海时穿的粉白格子衬衫。

　　上午10点半，老师到学校院子里摇响了交卷铃，教室里的孩子们飞奔而出。

　　李方霞告诉记者，考试的作文题目是“妈妈，我想对您说”。“我写的是，‘妈妈，我已经长大了，不用您为我操心了。’”李方霞讲得抑扬顿挫，像在条件反射一般地“背课文”。不过在日常生活里，她则是在用实际行动诠释着“长大”和让人“省心”。

　　李方霞的家距离学校步行约半小时，相比于要走一小时山路去学校的同学，自己的上学距离在她看来是“挺近的”。李方霞说着，一步一跳，轻快地踏着红色土路上山，向家门走去。

　　家是依山而建一处水泥砖房，“院子”就是高高低低的山坡。家门内是水泥色的墙壁和地面，没什么家具。房子有一个夹层，一大片土豆摊开晾着，大袋大袋的玉米堆放在昏暗的空房间里。厨房内，妈妈会教李方霞做饭，“放多少水、多少盐、多少油。”李方霞说，“我还会洗碗。”

　　灶台旁放着一个背篓，李方霞说，那是她用来“背着弟弟玩儿的”。

　　李方霞口中的“弟弟”其实是她的小侄子，还不满半岁，“妹妹”小侄女3岁多。照看这两个“留守宝宝”，是李方霞在家中的“主要任务”之一。“我很喜欢他们，不过有时候也会烦恼，他们不听话，不好管。”李芳霞说。

　　提起爸爸，李方霞话不太多。电话里，李方霞和爸爸“就随便聊聊，也不知道说什么。”对于爸爸的“缺席”，李方霞表现出更多的是接受，她说，“爸爸是为了让我们有更好的生活。”

　　在李方霞心里，家乡特别美。她特别说道，“山上有很多小动物，有松鼠、青蛙，还有蛇。我可以把它们画下来。还有很多树，我可以带弟弟妹妹采蘑菇。”

　　“现在的生活还算开心。”李方霞说。记者问她，“怎么才能很开心？”

　　“爸爸在家。”

　　山下的学校：快乐和失落

　　李方霞就读的是杉木坪完全小学。“完全”指的是一至六年级都有。“村里有些教学点只有部分年级，比如一至三年级，学生如果还想继续读，就要到‘完全小学’去。”杉木坪完全小学校长李梦怡解释道。

　　李梦怡告诉记者，杉木坪完小在职教师15人，在校生171人，每年级1个班。其中有一半是留守儿童，他们的家长大多在浙江、广东、上海打工。

　　学校里的日子简单而有乐趣。中午在学校有营养午餐，4元钱，三菜一汤一份水果。“说实话，有的孩子在学校比在家里吃得更饱。”李梦怡说。

　　李方霞最喜欢音乐课，这堂由语文老师“兼职”的课上，李方霞学会了唱《捉泥鳅》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《送别》等等。她还喜欢画画，希望将来当个画家。但李方霞从未对父母说起过自己的梦想，记者问她原因，李方霞不做声。

　　“孩子们年龄还小，只要玩在一起会开心，不过开家长会的时候，留守儿童的爸妈不能来，留守孩子还是会失落。”李梦怡说道。

　　孩子的“失落”，正安县青少年活动中心主任屠小树认为值得关注和思考。在他看来，学校越来越重视对孩子全面素质的培养，但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干预尚有缺失。

　　“留守儿童在心理上更容易孤独、不够自信，应该有专业的课程对他们进行心理疏导。”屠小树坦言，现在整个正安县专业的心理教师不超过5个，并且心理课程还得不到重视，有的学校甚至派学心理专业的老师去做考勤工作。

　　“父母不在身边，孩子应该得到正确的引导，学会表达并控制自己的情绪。”屠小树举例说，有的孩子很长一段时间后和父母团聚，反而会表现地非常顽皮、不配合，他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寻求家长对他关爱上的弥补。

　　屠小树说，家长在远距离怎么和孩子沟通也需要学习，和孩子拉近距离并不是一通电话里两三句话就能解决的。

　　心里的爸妈：如何拥有亲密距离？

　　李方霞的爸爸李维明在上海市金山区的一处建筑工地做打桩工人，暂时还没考虑过回老家。“不打工没钞票啊，一大家子要养呢。”谈到孩子，李维明颇有些无奈，“我一个礼拜至少会打一次电话的，不过小孩子不听话嘛，有时候她看电视就不过来接电话了。”

　　李维明和女儿说得最多的就是要多读书，把书读好，将来要考大学。他心里的念头是，“我们这辈人打工，不希望孩子以后再打工了。”

　　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文军指出，留守儿童心理的失落表面上是家庭的悲欢，背后是城乡二元结构的缩影。“当大的社会环境和小的家庭之间存在张力的时候，家长对于眼前的经济难题和长远的孩子成长问题，没有办法平衡。父母不得不选择以牺牲家庭完整性为代价。”

　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欧阳菊娟分析道，对孩子来说，0－3岁是和父母形成亲密关系的关键时期。留守儿童和父母分开，爱的需求得不到满足，缺乏稳定的爱的客体，可能使得孩子自我价值感可能比较低，会变得比较自卑。

　　专家建议，在这样一种现状下，对于留守儿童心理层面的健康成长，全社会也要尽可能地去关注和弥补。

　　记者了解到，中国福利会信息研究中心在今年启动了“春兰计划——上海外来建设者家庭教育支持项目”，旨在改善父母与留守儿童的沟通现状，促进亲子的情感互动。如何与孩子通过电话或网络进行互动游戏、如何拓展日常亲子沟通内容、如何处理孩子的情绪问题，都成为专业的心理教师为打工父母讲授的课程内容。

　　“对家长的指导和培训非常必要。”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特聘高级咨询师、上海家庭教育指导中心总督导陈默说，“一些留守儿童的父母还不太懂怎么和孩子沟通，回到家后可能会指责孩子哪里做得不好、哪里不如别人，这会让孩子的心里受挫，觉得你们的工作重要，我是累赘，这会让孩子没有动力。”

　　陈默强调，“在空间距离无法改变的情况下，正确的沟通也能让父母与孩子的心理联结变得更加紧密。”

　　同时，学校的班主任也需要准确把握孩子的心理。陈默呼吁，对留守儿童父母和老师的培训和指导需要得到全社会的重视，目前已经有一些机构、志愿者在努力，这是好现象，应该推广开来。